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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图藏神策军碑释读
加入时间:2016-5-23 作者:Admin

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

  (上)

  在国家图书馆,珍藏着一部传世珍品——宋拓版《神策军碑》。这本宋代《神策军碑》拓本有着特殊的来历。

  《神策军碑》全称《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》,又被称为《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》,原石刻于唐会昌三年(公元843年)。

  那么何为“神策军”?为什么要为神策军刻碑?它记录了些什么内容,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?下面让我们来一点点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

  唐朝安史之乱(755年12月——763年2月)之后,唐中央内调中原的原西北和东北边军,组建了新的禁军,这就是神策军。神策军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扩编,贞元年间(785—805年)扩编后神策军的兵力达15万人,可以说达到了全盛时期,成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力量。神策军既是中央禁军,又是一支中央直属的作战部队,承担着对内警备京师,对外讨伐藩镇叛乱的职责。

  和其他军队相比,神策军有着显著的特征。它有着自己独特完整的组织和指挥体系,在生活、法律和将吏升迁上享受特权,单是给养就是其他军队的三倍。除此之外,神策军还有一个最为显著、最为基本的特征,那就是它以宦官为最高统帅,并受其绝对控制。

  由于神策军是宦官代表皇帝统率的一支军队,因此它在政治舞台上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什么作用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关系。

  唐穆宗之后,皇权长期为宦官集团控制,神策军在继续对唐中央政权起支持和稳定作用的同事,还在宦官废立皇帝等政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。穆宗之后共有九帝,除唐敬宗、唐哀宗以外,均为宦官所立。为什么宦官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呢?其根本原因在于,宦官手中掌握着神策军。

  唐穆宗之后的唐武宗李炎由宦官扶上皇位,为了讨好于宦官,便巡行左神策军,宦官仇士良借机请求建立颂圣德碑。于是唐武宗便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,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,这便有了这神策军碑。原石碑刻于唐会昌三年(843年),立于长安宫廷禁地,但是最终毁于战火,该碑的拓本极少,所以能流传至今的便尤为珍贵了。

  (中)

  神策军碑刻于唐会昌三年(843年),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。拓本中,从“皇帝巡幸左神策军”起至“来朝上京嘉其诚”止,约有七百余字,但现存拓本中的文字不足原碑的一半。根据残存文字推敲,前段主要赞颂了唐武宗李炎的德政,叙述了他在会昌元年祭祀的盛况,后段则叙述了回鹘衰败及大首领嗢没斯来降等事,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

  《神策军碑》是由当时任学士判院事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。虽然该拓本中有将近一半的字迹已无法辨认,但仅从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开看,也是具有非常难得的书法珍品。

  柳公权,字诚悬,唐京兆华原(今陕西省耀县)人,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(公元778年),卒于唐懿宗李淮咸通六年(公元865年)。他自幼而好学,并能持之以恒,12岁便可吟诗作赋,29岁中进士。他精经术、晓音律,尤其擅长书法,官历七朝(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),官至太子少师。在朝期间,长期任右拾遗、翰林侍书学士,是—位职业的宫廷书法家。柳公权书法初学二王,二王即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,后取唐初名家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人之长,打下了楷书的深厚基础;继而又法颜真卿,对其笔法加以变化运用,终于自成一家。对此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中有记载:“公权初学二王,遍阅近代笔法,体势劲媚,自成—家。”

  他的书法以精练劲健、端庄秀美、神完气爽著称于世,世人誉之“柳骨”。他的书体在当时是极负盛名的。公卿大臣家的碑板、墓志,如不是柳公权书写,便被人视为不孝。后世称赞他的作品说,既有魏晋时锤、王的风韵,又有初唐欧、虞、褚、陆之体势。

  柳公权完成《神策军碑》时已66岁,已达到了人书俱老,融会贯通,从心所欲,信手入玄。全碑字体沉着稳健,气势磅礴,被历代书法大家公认是柳公权“生平第一妙迹”。

  除《神策军碑》外,他还有很多传世佳品如《玄秘塔碑》、《金刚经刻石》、《李晟碑》等等。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在《论书绝句》中称:“柳书碑板,传世甚多。今所存者,必以《神策军碑》、《玄秘塔》二碑最精。《玄秘》刻手,犹偶有刀痕可见,惟《神策》孤拓,无异墨迹焉。”

  (下)

  《神策军碑》刻成于唐会昌三年(843年),立于长安宫廷禁地,但是最终毁于战火,该碑的拓本极少,流传至今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部孤本,其珍贵不言而喻。

  关于《神策军碑》拓本的收藏也有着曲折的故事。

  北宋末期,金石学家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《神策军碑》拓本,与国图馆藏恰好相同。由此推测,该本可能曾经由赵明诚、李清照伉俪珍藏。但是没有具体的史料对此有过记载。

  此后,由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,贾似道将此本重新装裱成二册,上面钤有“秋壑图书”的印章,末页钤有朱方印章“长”(拓6左下1),也读作“封”字印。贾似道家产被抄后,此拓本成为南宋皇室藏品。元朝灭宋后,该拓本又归翰林国史院,因此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 (拓1右下1)楷书朱文印。明代洪武六年,收入内库,拓本末题有“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”泥金小字一行。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,因此该拓本的首尾皆有“晋府书画之印”、“晋府图书”(拓6右上1)朱文印。明末时,又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所有。清代又经梁清标、安岐、张蓉舫、陈介祺等递藏。 

 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,原为两册的《神策军碑》,下册不慎失传,只留存下了上册,并被陈清华携往香港。1955年和1965年,陈清华因生活窘迫曾两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。传言日本人有意收购,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消息后,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的古籍购回,决不能使其流往国外。当即通过香港《大公报》社长费彝民和收藏家徐伯郊,会同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与陈清华洽商。当时,虽然新中国财力有限,但周恩来总理对此事非常重视,支持相关部门曾两次斥资回购典籍。其中1965年那次,文化部以25万元从陈清华手中收回了18种珍贵善本,《神策军碑》就在其中。此后,该本便一直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  神策军碑  唐会昌三年(843) 崔铉撰 柳公权正书 北宋拓本 久佚 楷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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